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不幸病逝，83岁的宋庆龄得知这个噩耗后，独自坐在客厅里久久不语，泪水无声地从她脸上滑落。过了好久，宋庆龄才轻声叹息：“国家少了一个好帮手，一个好帮手呀！”这句叹息，凝结了十年动荡岁月里，两位杰出人物之间超越寻常的信任、保护与牵挂。

1966年夏天，“运动”的风暴席卷全国。8月30日，周恩来在极其困难的处境下，提笔列出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上面写着13位爱国民主人士的名字，排在首位的正是宋庆龄。这份名单经毛泽东批准，成为宋庆龄一道重要的“护身符”。

但风暴并未因此远离，北京一些红卫兵受到极左思潮影响，曾试图冲击宋庆龄的住所，并到门口张贴大字报。周恩来得知此事后，亲自出面与红卫兵谈话，他耐心解释说：“宋庆龄是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早就肯定了……她自从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我们应当尊重她。”周恩来的话有效劝阻了红卫兵的过激行动，为确保万无一失，他还特意指派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亲自负责宋宅的安全保卫工作。

然而上海的局势更为复杂，不久以后，上海郊区一些受煽动的农民，掘开了安葬宋庆龄父母的宋氏墓地。消息传到北京后，宋庆龄感到前所未有的悲愤与屈辱，她含着眼泪，找到长期担任她和周恩来之间联络员的廖梦醒，恳请廖梦醒立即向邓颖超和周恩来反映情况。

周恩来得知此事后，同样感到愤怒，他在日理万机、自身处境也颇为艰难的情况下，立即亲自给上海有关部门挂去长途电话，明确指示必须尽快修复宋氏墓地。在周恩来的直接过问下，上海市有关部门迅速行动，重新修缮了墓地。宋庆龄得知墓地已被修复后，情绪稍缓，她带着一丝苦涩的幽默自宽自解道：“祖宗总算有个地方蹲了！”

几乎与此同时，南京有红卫兵提出要毁掉孙中山的铜像，周恩来马上代表中央郑重表态：“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早已肯定了孙中山的历史功绩……今年全国将要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00周年，南京的同学准备毁灭孙中山铜像，中央绝不赞成！”这番斩钉截铁的话，不仅保护了孙中山先生的纪念物，也极大地安慰了宋庆龄。

11月12日，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悉数到场。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宋庆龄登上讲台，发表了题为《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的长篇演讲。这篇演讲正气凛然，有力地回击了当时否定孙中山历史功绩的极左言论，赢得了全场多次雷鸣般的掌声。鲜为人知的是，这篇重要的讲稿，事先曾由周恩来亲自修改和润色。

进入70年代后，长期超负荷工作的周恩来积劳成疾，健康状况日益恶化。宋庆龄非常关心周恩来的健康，她听说鸽子蛋营养价值高，便细心地将自家鸽子下的蛋一个个积攒起来，派人送给周恩来补养身体。还有一次，工作人员在宋庆龄住所的南湖池塘里捞起一条重达23斤半的大胖头鱼，大家都建议她留着自己补身体，她却立即嘱咐秘书：“那条大鱼请你尽快送到总理那里去，总理现在更需要补养身体！”

1975年，当宋庆龄听说江青在周恩来病重期间还曾闯进医院干扰治疗时，她异常愤慨，曾对友人直言：“我告诉你一个很不好的情况，周恩来同志的病情严重，而江青还闯进医院撒泼……”这番话足以说明，宋庆龄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已与对周恩来个人境遇的担忧紧紧交织在一起。

周恩来去世后，宋庆龄不顾自己年事已高、身体多病，坚持参加了周恩来的遗体告别仪式和追悼会。此后社会上竟有流言蜚语，称她是“总理帮”。宋庆龄听说这些流言后，一向雍容平和的她在卧室里罕见地大怒，她说：“岂有此理！说我是‘总理帮’，我就是‘总理帮’又怎么样！”这句掷地有声的话，是她对这份深厚情谊最直白的捍卫。

宋庆龄在悲痛之余，提笔写下了《怀念周总理》一文，文中深情写道：“在人民耕耘的大地上，在人民呼吸的空气中，他将永远和人民在一起，他将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